T2DM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约有5.89亿人患糖尿病，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8.5亿。与此同时，大量成年人正处于糖尿病前期阶段：2024年全球约6.348亿成年人（12.0%）存在糖耐量受损（IGT），约4.877亿（9.2%）存在空腹血糖受损（IFG）。研究显示，约70%的糖尿病前期患者最终可能进展为糖尿病，每年约有5%～10%进展为T2D。因此，在这一阶段及时开展干预，对于预防或延缓T2D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研究已经证实，以均衡饮食和规律身体活动为核心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能够有效降低糖尿病前期向T2DM进展的风险。然而，生活方式改变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其依从性和长期维持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除了健康意识、疾病认知、健康信念等个体因素外，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家庭与社会支持以及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都可能成为生活方式改变的促进因素或障碍。

例如，糖尿病前期通常缺乏明显症状，部分患者在确诊后仍对自身健康风险认识不足，从而影响改变生活方式的动力；经济条件不利、工作时间过长等因素，则可能限制健康饮食和规律身体活动的实施。与此同时，家庭和社会支持能够增强患者改变生活方式的动力，而良好、具有同理心且个体化的医患沟通，也有助于促进患者参与自我管理。由此可见，糖尿病前期患者能否坚持生活方式改变，与其所处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深入了解糖尿病前期患者在生活方式干预过程中的真实体验，重点探讨疾病认知与健康信念、性别、社会阶层、家庭和社会支持以及患者-医务人员关系等因素如何影响健康饮食和规律身体活动的依从性，从而为制定更加个体化、关注健康公平的T2D预防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设计：聚焦高、低依从性患者的真实体验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PREDIPHONE随机对照试验开展的定性研究。PREDIPHONE是一项由护士主导、通过电话实施的个体化生活方式干预，主要针对糖尿病前期患者进行地中海饮食和规律身体活动指导。原试验干预组共有86例参与者完成9个月随访，其中高依从性和低依从性患者各21例。

研究采用理论抽样和目的抽样，从中选取20例患者，包括10例女性和10例男性，并根据性别、社会阶层以及生活方式干预依从性进行分层。其中，低依从性患者11例（女性5例、男性6例），高依从性患者9例（女性5例、男性4例）。

2023年9月27日至2024年4月24日期间，研究共完成15次半结构式访谈和1次焦点小组讨论，直至达到资料饱和。个人访谈持续40～60分钟，焦点小组约90分钟。此外，参与者还绘制了与生活方式改变相关的个人支持网络图。研究采用溯因内容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最终将影响生活方式依从性的因素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对糖尿病前期的理解与健康信念、社会决定因素，以及患者-医务人员关系。

首先，对糖尿病前期的认识和健康信念直接影响生活方式改变。多数参与者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前期，即使是低依从性患者，也有不少人认识到未来进展为T2DM的风险，并认可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的益处。较好地理解自身疾病状态、认识到糖尿病风险以及找到个人改变的动力，都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并推动健康行为。相反，由于糖尿病前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部分患者并未将其视为需要优先处理的健康问题；错误的健康观念、较低的风险感知以及缺乏改变生活方式的信心，也成为依从性的重要障碍。

其次，性别和社会阶层明显影响患者执行生活方式建议的能力。多数女性表示，工作、家务和家庭照护责任挤压了自我照护时间，并带来疲惫和动力不足，尤其影响身体活动；部分女性还缺乏配偶支持，甚至需要分别准备不同的饮食。相比之下，多数男性能够获得家庭中女性成员的支持，包括妻子负责购物、做饭以及陪伴散步。社会阶层方面，白领参与者通常拥有更多经济资源，可以投入健康饮食或身体活动；蓝领参与者则更多受到食品价格、经济压力和工作负担影响。与此同时，“缺少时间”并非仅存在于低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参与者也会因较大的职业压力而难以规律运动，而退休则因增加可支配时间成为自我照护的促进因素。

家庭和社会支持同样是影响依从性的关键因素。多数高依从性患者报告拥有较好的家庭支持，家人的鼓励、饮食配合和共同运动能够帮助其持续改变；与朋友一起徒步等社会活动也可以增强身体活动的动力。相比之下，一些低依从性患者缺少家庭配合和社会支持。支持网络图进一步显示，高依从性参与者通常将支持资源放置得距离自身更近，提示其感知到的支持更加密切；低社会阶层、尤其是女性低依从性参与者，则更多表现出支持网络疏远甚至孤独的情况。

最后，良好的患者-医务人员关系是促进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因素。多数参与者认可医务人员提供的倾听、解释、鼓励和支持，认为这些互动能够提高改变生活方式的动力。但部分患者认为随访频率不足，每3～4个月一次的联系使其感到缺乏持续支持。此外，一些患者更多是出于“配合医务人员”或“帮助研究”而执行生活方式建议，而非基于自身健康需要主动改变。研究还发现，参与者经常以“那个女孩”等非正式称呼指代女性护士，反映出护士专业角色的可见度不足。

研究讨论：生活方式依从性并非单纯的“个人选择”

研究显示，糖尿病前期患者能否坚持生活方式改变，是个人认知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糖尿病前期缺少明显症状，使部分患者难以充分认识疾病风险；即使患者已经了解进展为T2DM的可能性，也并不意味着能够真正落实饮食和身体活动建议。健康信念、自我效能以及个人改变动机，都会影响从“知道”到“做到”的过程。

性别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女性，尤其是较低社会阶层女性，更容易受到家庭照护、工作负担和支持不足的影响；男性则更多从妻子等女性家庭成员那里获得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支持。研究认为，需要在生活方式干预中考虑这种性别角色差异，同时增强男性对自身健康管理的责任，而不能过度依赖女性家庭成员承担照护职责。

社会阶层则影响患者能够获得的经济、时间和社会资源。较低社会阶层患者更容易受到健康食品成本、工作条件和时间不足影响；较高社会阶层虽然拥有更多经济资源，但较大的工作压力同样可能限制身体活动。此外，家庭和社会网络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行为改变。因此，T2DM预防项目不能只关注患者个体，还需要考虑其家庭和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清晰、有同理心并具有激励作用的医患沟通有助于提高患者参与度和依从性，而缺乏规律随访可能削弱干预效果。研究强调，患者应当成为生活方式管理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单纯按照医务人员要求执行建议。糖尿病前期预防策略因此需要更加个体化，并关注性别、社会阶层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决定因素。

该项研究提示，糖尿病前期患者的生活方式依从性受到疾病认知、健康信念、性别、社会阶层、支持网络及医患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未来的糖尿病前期干预需要在饮食和运动指导之外，更充分考虑患者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环境，尤其关注女性及社会经济状况相对不利的人群，从而提高生活方式干预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

参考文献1.Carvalho-Azevedo AS, et al.2026;21(1):2643664. doi:10.1080/17482631.2026.264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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